革命的逻辑
革命的逻辑
丁力
人的权利是天赋的，但需要在人间的抗争才能得到。每一个民主制度的建立都经历了革命。这个过程可能是暴力的，也可能较为和平。和平走向民主的责任更多在统治者，取决于他们把权利归还给所有人的意愿。在革命之前，被统治者受到压迫，没有选择权，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如何选择，他们只是反抗压迫，不清楚未来。民主有很多缺陷，却是各种制度中缺陷最少的、权力和权利的分布最均衡的。民主是历史大趋势，民主必将到来，区别只是揖门而入还是破门而入。
本文的重点是通往民主的革命，或以此为宣传目标的革命，不讨论仅简单重复过去专制权力结构的政权更迭，也不注重退回到专制的革命——因为这些变化不是近现代史中的主流。
什么是革命？
在古代中国，“革命”指王朝所受天命的变化。天命变了，朝代就会更替。“革”是《易》的第49卦，其“彖曰”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——商汤王、周武王发动革命（分别推翻前朝），既顺应天的意志，也回应了人的愿望。据《尚书·汤誓》，在征讨夏桀时的誓师大会上，商汤说：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”——夏王犯了很多罪，上天命令我诛杀他。根据天意，臣下可以讨伐无道的君王。400多年后，汤建立的商也彻底腐败了。据《尚书·泰誓》，周武王在伐商的誓师大会上宣告：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”——百姓的愿望，上天必定依从。与商汤相比，周武王更进一步，他把“民”作为意见的主体，而天已隐退。革命首先要得民意，得民意者得天意。《彖》因此赞叹道：“革之时大矣哉！”——革命的时代是多么伟大啊！
“革·彖”还说：“天地革而四时成。”——由于天地的“革”，四季才得以形成。“革”在这里指天地周而复始的运行。没有革，就没有天地运行。在这一点上，社会规律和宇宙规律相同。
欧洲语言（包括斯拉夫语系）中的“革命”有同一个词源——拉丁语的revolvere，意思是“（往复地）旋转”。这与《易》对“革”的理解很接近，也有两层含义。历史如同天体一样往复运行，革命开创新的循环。古希腊和古罗马认为历史是周期性的，而非呈直线朝着某个既定的目标前进。后者是基督徒的观念，他们在历史的终点设置了善恶大决战、最后审判、天堂。
可见，中西对“革命”的定义在古代就很一致。革命与暴乱不同。“革·彖”说：革命应该得到百姓的信任；以文明的行为使百姓悦服；这样才可以亨通，才是正当的，革命者不会后悔。缺乏信任、悦服、文明、正当等因素的革命将导致社会倒退，而不是进步。
历史的节奏
通向更高文明阶段的社会大变革才可称为革命。自由民主是目前已知的最文明的统治方式。
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尚未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，但自由民主的敌人显然比30年前少了许多。即使是这些敌人，也往往利用民主的旗号来遮掩下体。他们反对民主的原因也不再是君权神授的观念，而是统治者的个人利益。他们维护专制，只不过是保护他们在绝对权力中的物质利益。
革命有两种：暴力的和非暴力的。非暴力是最佳选择，但暴力常常不受控制，在突然间爆发。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，在沉默中蕴含着巨大力量。老子说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道隐无名。”同理，在专制统治中，民众的声音也是稀薄的，民众的形象也是无形的，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只为了供养统治者。他们终将发出“大音”，显示“大象”——这才是政治的正“道”。
暴力革命反抗压迫，有其合理性。然而，从底层爆发的暴力革命往往有毁灭性。自称的革命者在夺取政权后成为新的统治者，同样贪图无限权力和巨大利益，社会如旧，甚至更糟。越是企图彻底改造社会的暴力革命者，越可能落入旧制度的窠臼，因为暴力需要并且导向集权。
从空间的角度看，在过去200多年，革命自有节奏，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，仿佛音槌敲打琴弦，细心者可以感受到曲调。从时间的角度看，历史也有节奏，可分为两种。一种是简单的重复，如从秦到清的“一治一乱”周期，专制不断壮大，在现代，扛着民主大旗的导游也会把人们引向专制，结局甚至比原来更坏；另一种是经过不断的改革与革命，社会步步改善。
在今天宣布民主的胜利，不是对未来的预测，而是对200多年历史的总结。看懂历史节奏的国家不只获取国内利益，还能谋取更大的国际利益，而违逆潮流的统治不仅给本国带来灾难，也阻碍了世界历史的进步。
古代的民主与专制
革命的爆发是因为统治者的贪婪和残暴，不肯妥协。革命一旦爆发之后，革命者又通常不肯轻易偃旗息鼓。革命要有准备，需要社会与思想两方面的准备，两者相互促进，缺一不可。
文明破坏了原始民主。文明史中最早出现的是雅典民主。公元前600年前后，雅典的贵族统治陷入危机，贫富对立严重。公元前594年（孔子在此之后43年出生），梭伦担任雅典执政官。他实行土地改革，设立公民大会，打破了世袭贵族的政治垄断。这只是开始，在梭伦之后，雅典多次受到僭主——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绝对权力的人——的统治。公元前508年，一位僭主的外孙克里斯提尼再次改革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制，公民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。公元前450年前后，厄菲阿尔特、伯利克里先后巩固了民主。雅典进入鼎盛期，那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天才辈出的时代，经济繁荣，军力强大。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座小城。
直接民主容易导致暴民政治，雅典民主远非完善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都不是民主的朋友。公元前399年，苏格拉底被宣判死刑，这一直是雅典民主的污点。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为了缓和城邦严重的阶层对立而产生的，不是根据事先的完美蓝图而施工建造。原始民主距离雅典还不很远。在专制没有扎根、民众注重现实的国家，民主可以经过改良而产生，英国、美国是这样。在专制已经根深蒂固、又充满宗教般理想的国家，革命通常是暴力的，如法国、俄国。
希腊城邦有多种政治制度并存，政治学起源于对各种政治制度的比较。亚里斯多德（前384-前322）研究了150多个希腊城邦的政体。他写《政治学》，把城邦称为“政治社团”，指出有五种类型的政体：君主政体、寡头政体、平民政体，贵族政体、立宪政体（或共和政体）。他认为，只有在贵族拥有“最好的道德品德”时，贵族政体才有存在的理由。儒家也有这样的理想。由于没有（或已失去）最好道德，贵族政体不能保持其存在的合理性。平民政体也不能久存，因为平民领袖受权力腐蚀，很快蜕变为寡头或君主，玩弄并抛弃追随他们的大众。
古希腊人相信历史是循环的。政治制度不曾永恒，各种制度循环交替。在古希腊之后，君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经历了上升和衰败的过程。在现代社会，立宪政体最能维护正义，也最稳定。
《尚书》的“汤誓”和“泰誓”是大致可靠的记录。汤武革命分别在公元前1600年和公元前1050年左右。华夏的人文思想早熟，但政治结构却因早熟而发育不良。中国社会呈偏平状，在皇帝之下有两个主要阶层：农民和官僚。这种社会结构缺乏弹性和自我调节能力，易引发暴力冲突。革命者没有可供参照的其他政体，他们的理想只能是项羽看到秦始皇招摇过市时的感想：“彼可取而代也”。革命只是简单轮回的开始，王朝差异只在皇帝的能力和品德。
因此，中国在汤武革命之后再无真正的革命。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，汉朝继承了这个制度，不再有大变化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秦汉模式”，即皇权专制。专制逐步“完善”，经过2000多年的发育，到20世纪彻底消灭了社会。“原子化”的个人只能被迫接受强大政权的任意摆布。
古代中国没有多种政治制度，因此也不曾有政治学。先秦诸子却都有零散的政治思想。儒家要做官，只有君主能提供官职，于是，一些儒者转变思想，不再把“民”放在首位。法家是儒家的一个分支，早期主要人物有吴起、商鞅、韩非、李斯。他们有思想，有能力，除了被李斯害死的韩非之外，也创造了优异政绩，最后却都惨死。他们带来了危害，不仅害人，而且害己。在皇权专制中，只有掌握最高权力的帝王（或太监等身边工作人员）才是最后赢家。
英国革命
英国是欧洲大陆边缘上的小岛，屡次遭受大陆强敌的入侵，新的征服者不曾有足够的时间发育专制。在罗马之后，欧洲形成了王权、贵族、教会三个互相抗衡的力量。在1455-1485年间争夺王位的玫瑰战争中，英国的贵族世家彼此杀戮，被大批消灭。国王亨利八世（1509-1547在位）利用宗教改革运动，脱离罗马教廷，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导。权力在向国王集中，但贵族和教廷仍有势力，大陆国家仍能威胁英国，在群岛内还有苏格兰、爱尔兰的挑战。
正义是统治者的旗帜。但在专制王权非常强大之前，正义能够对王权步步紧逼。英国国王于1215年接受保护领主和市民的《大宪章》。为了筹集军费，国王于1295年召开“模范议会”，代表有僧侣、贵族、骑士，也有市民。他们拥有权力，分别开会议政，逐渐形成了两院制。
1588年，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。托马斯·霍布斯在这一年出生，他的年纪与英国国力一起增长。为反抗教会的神权，他支持绝对王权，也提出了契约论。他认为，在自然状态中，人们生活艰难，互为敌人。为了摆脱这种可悲的状态，人们把他们的自卫权交给一个代理人，即主权者。这是一个契约。当主权者不能保护（更不用提侵害）国民的时候，他就丧失主权，人们重新获得保卫自己的自由。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出版于1651年，已是在英国革命之后。
在霍布斯时代，英国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国家。国王坚持“君权神授”，征收重税。1628年，议会提出《权利请愿书》，国王查理一世解散议会，直到1640年为筹集军费才再次召开。第二年，议会向国王提出《大抗议书》，国王企图逮捕议会领袖不果，逃出伦敦，向议会宣战。
在内战中，王党的军队战败。1649年，国王查理一世被砍头，罪名是暴君、叛徒、人民公敌。人民并没有获得权力。议会代表克伦威尔在战争中崛起，成为军事强人。他在1653年实行独裁，直到1658年去世。议会恭顺地向克伦威尔请愿，建议他担任国王。他没有接受。
克伦威尔去世后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，议会的力量仍在壮大，并逐渐在争议中形成两党制。为了防止王位落入天主教徒手中，议会邀请新教徒、荷兰执政威廉来英国担任国王，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，这就是1688年不流血的“光荣革命”。英国建立起稳定的君主立宪制。
改善制度需要时间，随着制度的改善，英国在18世纪后期开始工业革命，成就了“日不落帝国”。工业革命的后继者有信息革命。这另一种革命只会首发在自由、民主、开放的社会。
法国革命
自英国1640年革命以来，革命领袖总是承诺“民主”，却常常以专制告终。革命者以为他们播下了“龙种”，收获的大都是“跳蚤”。法国革命呼喊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，却陷入血泊。
在《一六四零年英国革命史》的前言中，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·基佐比较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，然后说：“我谈了这么多，只是想指出，这两个时期的相似处是何等的大。”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也说：“英、法、德三民族，只要研究其中之一，其他两个就更好理解了。”革命爆发之后的英法同样有很大相似之处：革命的目标没有达到，却出现了新的专制者。拿破仑是放大版的克伦威尔，大陆国家法国提供了一个比岛国英国更广阔的战场。
法国革命比英国革命血腥得多，原因是法国比英国更集权、更压迫。经过几代法王的努力，路易十四（1643-1715在位）达到了集权的顶峰，军力强盛，文化发达，得到伏尔泰的赞扬。但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，奢侈好战的法国已显颓势，如同“康乾盛世”后期的清朝。路易十四成功的集权埋下了大革命的暴力种子。路易十五（1715-1774在位）时期，法国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被英国打败；法国启蒙运动也在这一时期高涨，专制统治受到严厉批判，卢梭指出，人民有权利反抗暴政。路易十六（1774-1792在位）的法国财政困难，到处设关卡、征重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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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2年，法国初设三级会议，有僧侣、贵族、平民三个等级的代表参加，也和英国的议会一样，主要任务是审议和批准国王的征税方案。1789年，为了增加税收，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——这时已停办175年。第三等级（平民）代表要求宪政，遭拒绝后独自召开国民议会。饱受欺压的平民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。西哀士自问：第三等级是什么？回答是：“全部。”
路易十六企图用武力解散国民议会，激起武装起义，义军攻占巴士底狱。1793年，路易十六因叛国罪被处死。雅各宾派最革命。1794年，雅各宾的恐怖统治被推翻，罗伯斯庇尔等许多人被处死。经过多次起义和国内杀戮之后，拿破仑于1799年发动政变，夺取政权。他以革命理想为号召，率领军队在欧洲各地征战，从胜利走向胜利，让各国王室颤栗。然后，1804年，拿破仑加冕为皇帝，把国王等头衔封给他的亲友。黑格尔很高兴，贝多芬很生气。
拿破仑在1815年最后战败，法国继续在动荡中经历复辟、革命。1848年革命对法国冲击很大。1851年，拿破仑之侄发动政变，次年称帝，为拿破仑三世。德国在统一过程中，于1870年打败这个侄子的法国，俘虏了皇帝。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，法国的民主制仍处在较低之列。
北美革命
英国人埃德蒙·伯克反对激进的法国革命，他支持无代表权不纳税，支持北美脱离他的英国。
北美的早期白人居民主要是来自英国、荷兰等地的清教徒，他们逃离迫害，来寻求信仰自由的土地。这些殖民者在广袤、野性的土地上生活，定居点稀疏，又要和土著印第安人作战，因此培育了自由、强悍的风气。他们彼此之间平等，实行自治，没有旧世界的国王和贵族。这种“原始状态”比古希腊、英国更容易发展出民主政体。法国人托克维尔（1805-1859）在30岁时写成《美国的民主》（上）。他说：“政治生活始于乡镇。……在美国的乡镇，人们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打碎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）权力，以使最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。”
因此，北美的压迫者不在本土，而在大西洋彼岸的伦敦，北美的民主革命表现为独立战争。在独立战争前，英国在北美征收重税，划定王室的地产，多次激起反抗。英国不肯让步，施加更多的压迫和剥削。1774年，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召开首次大陆会议，罗列了他们的权利与怨恨，向英王请愿，不果。1775年，独立战争的枪声打响。1776年的大陆会议发表《独立宣言》。战争得到了法国（要报复英国）的支持，于1781年获得战场上的最后胜利。
托马斯·潘恩的《常识》鼓动北美走向独立战争，反抗英王。在法国革命时，潘恩是较温和的吉伦特派中最温和的人物之一。但在英国和美国，他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分子，以致他在独立后的美国很不得志。从对潘恩的评价，可以看出与美国革命相比，法国革命是多么的激进。
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从英国、法国的政治思想中汲取了很大养分，并先行一步。他们尊重自由、平等和宪法，没有建立独裁的野心。他们中有华盛顿，没有拿破仑。他们分立了三权，1791年又在宪法中增加了“权利法案”。这些是北美与南美在殖民地独立之后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路口。但是，美国在独立之后仍然有很多歧视和迫害。只有在1861-1865年南北战争中，黑奴获得解放，北美革命才算暂时告一段落。黑人的公民地位得到保障又在一个世纪以后了。
美国的小布什总统有新发现。他认为，自由在一国的幸存依靠在别国的成功。有些道理。他在2005年就职演讲中说：美国的使命是“解放世界上的被压迫者”。这话很耳熟。他还说：“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发动革命。”但20世纪的历史证明，外国推动的革命难有好结果。
俄国革命
因为沙皇政权更沉重的压迫、更残酷的镇压，俄国革命姗姗来迟，也因此爆发得更猛烈。
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，原是一个落后封闭的内陆小国，在政治上继承了蒙古帝国的血统。彼得大帝（1682-1725在位）实行改革，带领俄国向欧洲学习，并向欧洲扩张。叶卡捷琳娜女皇（1762-1796在位）是德意志人，从小接受严格的法国教育，仰慕法国启蒙思想家，如伏尔泰、狄德罗。她在宫廷政变后处死自己的沙皇丈夫，继续对外扩张，对内镇压，无意实行启蒙思想的主张。1812年，拿破仑在俄国战败，一些追击法军进入欧洲的俄国军官接受民主思想。他们图谋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，建立民主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国。1825年12月和次年1月，这些军官先后在北方和南方发动起义，被镇压下去。起义者被称为“十二月党人”。
在社会压力下，俄国于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，不再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。这比美国林肯总统颁布《解放宣言》还早一年多。但俄国农民得到的土地很少。为了控制农民，沙皇政权又建立了村社，这实际上是仅比农奴制略好的农村户口制。农民可以进城，充当廉价的工业劳动力。腐败的俄国在1904-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，不满的工人举行大罢工。沙皇镇压不成，同意建立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（议会），向人民许诺言论、集会、出版、结社等自由。
在动荡中，俄国首相斯托雷平于1906年开始改革，允许农民退出村社，还可以拥有和出售土地。列宁的革命进入低潮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俄国的国情。沙皇军队出战不利，敌对的德国为了打击俄国，与流亡中的列宁密切合作，把他送回俄国。1917年11月（俄历10月），列宁的党发动国内革命，退出世界大战。俄国旋即陷入内战。红军在1922年取得胜利。
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7年9月，列宁写成《国家与革命》，提出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，指明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。这与霍布斯的契约论很不同。在一系列镇压之后，苏联最后只剩下一个镇压者：约瑟夫·斯大林。他从肉体上消灭了他的大多数亲密“同志”。
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资源是沙皇政权的压迫，另一个则是东正教的弥赛亚思想，孤苦无告的群众对神一样领袖的期待。陀思妥耶夫斯基（以及其他一些俄罗斯作家）的小说中有患上狂热病的人物在寻求真理。在线形历史观中只有唯一的真理，而能够证明唯一真理的是最高权力。
革命者追求的理想很快变成利益。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，革命家实际上比资本家还富有，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财产。他们擅长宣传与破坏，却拙于建设。因为腐败、扩张、低效，苏共逐渐失去了控制。1989年，柏林墙倒塌，东欧开始摆脱苏联的控制。1991年，苏联解体，更多国家获得独立。苏联革命没有改变历史，它只是一个历史插曲。有历史学家把苏联存续的那段时间称为“短20世纪”。在苏联之后，前苏联地区续接上中断的历史，一切重新开始。
俄国到现在也没有完成1917年的革命承诺，却比“短20世纪”时前进了一大步。此外，俄国革命带来两个好处。其一是鼓励发达国家的工人争取利益，因此，这些国家的中下层反而获得了比他们在苏联的同伴更多的权利；其二是证明了社会理想不受国界和经济的限制。
托洛茨基是杰出的鼓动家、苏联红军的创立者，还提出了“不断革命”的理论。他认为，在工业落后的俄国，无产阶级仍可能取得胜利，但他们必须不断革命，以在发达的西欧引发革命。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。斯大林更现实，但没有放弃向世界各地输出革命，甚至在中国这个更落后的国家。中国革命又鼓舞了更落后的柬埔寨。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理论分歧也许没有宣传的严重。他们之间更多是权力之争，并因此变得残酷。原来是列宁继承人的托洛茨基落败。他被开除出党，被流放国外，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砍死。
有人争论说，某种制度只适合某些特定的国家，有“特色”的国家绝不可接受。这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理论，列宁、斯大林、波尔布特等落后地区的人都不会接受。托洛茨基的理论框架本来用于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，但也可以用于通往民主的革命，即，落后国家也可以建成民主。这种民主也许不会像在发达国家那样有效，但能保护自由，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。
辛亥革命
在辛亥之前有“太平天国”。这场没有新意的农民“基督徒”革命预示了20世纪的中国命运。
在19世纪后半期，由于太平天国、内乱、列强入侵，清廷摇摇欲坠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，革命者崛起。在1900年，慈禧太后发现世界各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居然要求她下台。于是她向列强宣战，派遣义和团围攻使馆，引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。其实她误信了谣言。
在风雨飘摇中，1905年，清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。俄国向公民许诺自由也在这一年。次年，太后颁布谕旨，宣布“预备仿行宪政”。虽说“仿行宪政”，太后并不打算照搬西方那一套。她支持洋务运动、对外开放，但政治体制改革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。谕旨说：“大权统于朝廷，庶政公诸舆论。”虽然是民主集中制，但也有些放开媒体的意思。谕旨还要求“臣民”明白“忠君爱国之义”。当“君”失去号召力，意识形态就会从“忠君”转向“爱国”。
预备立宪没有时间表。不管怎样，各地还是成立了立宪团体。1908年8月，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期限是9年（不是一万年）。慈禧太后在这年11月去世。1910年，在各地“速开国会”的压力下，清廷宣布于1913年召开国会。各项准备工作仿佛进展顺利，但时间不等人。
那时，各地的立宪筹备轰轰烈烈，得到梁启超等众多温和派人士的支持，朝廷中的死硬派已经无力阻挡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宪政一定会有很多缺陷，却能够维持这个朝廷，争取到改善的时间。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，但他动员群众的革命旗号是“反满”，不是宪政民主。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在偶然的情况下爆发，腐朽的清廷不堪一击，辛亥革命一举成功。
推翻清朝的不仅革命派，许多对清廷失望的立宪派支持武昌起义。来自下层的革命派不能控制大局，军阀掌握了大权。国民党没有完成革命。孙中山临终时说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；蒋介石在1948年也绝望地说要再发动一场革命。在辛亥革命之后，中国不得不一再“继续革命”，这个进程被日本入侵打断。抗战结束之后，国共两党和谈，中国似乎有了实行宪政民主的机会。但谈判终于破裂。共产党对自由、民主的承诺吸引了很多人，特别是年轻学生。在1948年创作了一首气势高亢的“红歌”，鼓舞了很多人起来反对独裁。这就是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：
团结就是力量，
……
向着法西斯蒂开火，
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！
向着太阳，
向着自由，
向着新中国，
发出万丈光芒！
国民党在政治上失败，在战场上也失败，终于被赶到了台湾。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从大陆到台湾，继续奋斗。他们在1949年创办《自由中国》杂志，胡适是发行人，雷震和殷海光实际操办。他们一直宣扬自由、民主，批判蒋介石的独裁。11年后的1960年，《自由中国》终于被封杀，雷震被捕。1971年，为抗议美国准备把冲绳（包括钓鱼岛）移交给日本，台湾掀起了浩大的保钓运动，进而要求政治改革，陈鼓应、马英九是积极参加者，运动以失败而告终。1979年，《美丽岛》杂志在世界人权日举行游行，遭受镇压，多人入狱。1984年，揭发蒋家王朝黑暗面的作家江南在美国被暗杀。1987年7月，蒋经国宣布解除党禁、报禁，到这时台湾的辛亥革命才算结束，不再需要“继续革命”。但台湾民主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。
辛亥革命是暴力革命，而暴力革命经常拖着长长的尾巴。1949年在大陆，号称革命的国民党被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打败。又过了30年，当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（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）结束，持久的无产阶级革命似乎才告暂停，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是另一场革命，自由民主的呼声又起。那时，中国的历史必须倒车，退出泥沼，然后才能重新向前移动。
殖民地革命
法国大革命是世界一系列革命的开始。历史学家艾瑞克·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至1848年称为“革命的年代”，他认为那些是受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的“二元革命”。
在“革命的年代”中，拉丁美洲独立是重要部分。与亚非殖民地相比，拉美殖民地独立很早。虽然有革命领袖在独立革命成功之后退隐，但大多数拉美国家似乎还是缺乏自由民主的基础。北美继承了英国和法国政治思想的遗产；拉美更多继承了专制的西班牙的遗产，权贵对内剥削。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磨难之后，拉美国家直到近些年才趋于稳定，开始平稳发展。古巴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也要在革命之外做点事情了。
与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一样，印度也是殖民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东拼西凑出来的国家。次大陆上从来不曾出现过一个统一的政权。印度东北部说汉藏语系的区域更是英国扩张的成就。
印度的政治革命在独立的时候已经完成，民主制度保证了印度的国家统一。但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，印度还需要社会革命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填补各地区、各种族、各种性、各阶级、各宗教、各语言之间的沟壑。只有在完成社会革命之后，印度的民主才会发挥更大优势。
独立之后的30多年，印度经济蹒跚而行，这是因为它坚持以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为主体，国内市场对外封闭。在冷战中，印度试图做不结盟运动的领袖，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另起炉灶，但更偏向苏联一边，在经济上也很接近苏联模式。印度快速增长是在1991年开放之后。
东亚有古老的文明，但民主在这里同样有效，其模式也不独特。日本曾经不诚心地尝试过民主制，但在1936年的军事政变之后，终于去全力追赶更时髦的法西斯主义。日本战后的政治制度是美国一手设计的，日本人一直接受这个设计。与日本相似，韩国也是半独立的，其政治曾是强人操纵的选举，间以军事政变。韩国经济在1960年代初开始起飞，在20年内，人均收入增长了约20倍。但韩国人仍在追求民主，在1960年和1980年两次遭受血腥镇压。他们继续努力并有了结果。1987年，韩国首次举行总统直接选举，结束动荡，获得了真正的稳定。韩国人没有停下来，他们一直在改进本国的民主制度，使之符合国情，更加完善。
韩国总统直选与中国台湾地区解禁在同一年。这两地的民主化进程是1989年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先声。
后苏联与后殖民时代的革命
在一些国家，后苏联时代与后殖民地时代相似。集权的模式没有很快改变，但现在遇到了挑战：颜色革命和花卉革命。与后殖民地国家相比，后苏联国家的新一轮革命到来得更快一些。
波兰在“苏东剧变”中有首发之功。在二战之后，波兰天主教会保留了很大的影响力；军队忠于国家，在1956年，军队没有向罢工工人开枪；独立的工会有很大的号召力；因为历史原因，波兰人对苏联怀有很大的戒心。这些是波兰平稳过渡的原因。中东的情况类似，突尼斯、埃及的社会比利比亚等国的社会更开放，统治者也更温和，因此过渡（革命）更平稳。
专制政权与殖民地很类似，最大的不同是统治者的血统：一个来自本国，一个来自国外。他们的统治方式很接近。由于处于文明进程的更低阶段，本国统治者经常比西方殖民者（虽然其进化也是很晚近的事情）更为残暴、专制，而且不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文化。所以，有些独立之后的殖民地比从前更落后，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完全扭转。还有更糟的国家。在法国人离开之后、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，为了革命理想，革命家们疯狂地消灭了本国三分之一的人口。
苏联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号召，获得世界左翼人士的敬仰。但在自家后院东欧，俄国人并没有得到很多尊重。苏联解体后，俄国恢复到革命前相对落后于东欧的状态，失去很大的影响力。从苏联控制之下独立出来的国家需要新的革命，以摆脱苏联的政治模式，续接历史上进程。
2005年，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在郁金香革命中逃往莫斯科。他在临行前嘱咐：无论如何不要开枪。这是文明的重大进步，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分界线就在这里，国家的噩运与好运之岔路口也在这里。2010年，领导郁金香革命的巴基耶夫总统又被另一场革命推翻。吉尔吉斯至今没有建立稳定的制度。他们独立之后已经有两场革命，却没有强大的反革命。
在前苏联集团地区，一些国家现在发展较快，在诸多原因中显然有政治制度优势。一些国家较差，因为那里的集权统治曾经更为成功，导致转型艰难。1989年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匆匆审判后被执行死刑。这是他制造的法制缺乏的后果，现在罗马尼亚也不富裕。还有的国家曾经陷入战乱，如南斯拉夫。这不是自由和民主带来的祸害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巴尔干地区一直是火药桶。南斯拉夫是强人用武力拼凑和维持的，而强人政治无论怎样都会结束。
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在今年开始。这些革命比苏联解体的意义更大，预示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开始。这些革命正在结束后殖民时代，又与苏联之后的东欧和中亚革命有相近的历史地位。
突尼斯、埃及、也门、利比亚、巴林、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人们进入新的历史进程，在历史中掀起新一轮追求民主的浪潮。各国的情况不一样。如果不是彻底的专制，留下一个可以暂时维护局面、监护权力过渡的机构，国家就会有和平。原来的权力不是高度集中，才可能有这样一个机构。与卡扎菲相比，穆巴拉克显然是一个较好的专制者，他不太愿意看到国家为了他个人的权力而流血，而卡扎菲为了保持权力，愿意屠杀很多人。现在，连他的儿子也背叛他。沙特阿拉伯人也在酝酿抗议。他们因为其他国家阿拉伯兄弟的革命，从皇室那里得到了数百亿美元的好处。这笔好处费实际上是安抚金，反而向沙特人证明了争取权利的好处。
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区，伊斯兰教曾经最敌视西方文明，现在也冲突不断。他们中有很多人也倾向把民主看作是西方的（同时也忽视工业革命的国籍）。新制度在其中任何国家的稳定都需要很多年才可以做出判断。虽然结果未卜，现在仍可以说，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。或许还可以说，这个新进程可以证明民主正在最后的战场上赢得胜利。
历史的终结？
历史不会终结。民主从来都不是完善的，甚至有很大缺陷。自由、民主需要不断斗争才能够保持和发展。如果放松警惕，人们就可能失去这些极为宝贵的财富，再次堕入奴役。
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是不断革命论者。他的名言是：自由之树常须用暴君之血浇灌。他还主张每隔25至30年彻底修改一次宪法。对于今天的美国和世界，他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
无论历史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，都会有一个终点站。线形历史的终点也是尽头。对于循环论者，历史终点站还将是始发站，乘客从那里再次出发。但我们首先要到达，然后才有新起点。
《易》共有六十四卦。倒数第二卦是“既济”——已经渡过河；最后一卦是“未济”——还没有渡过河。既济是结束之后的开始。这两卦中都有“吉”和“凶”。《易》指出，渡河必须审时度势，相机而动，不可不知深浅；也不可不知进退，顽固地留在岸边。拒绝渡河绝不是好的选择，不渡河的结果是“终止则乱，其道穷也”——稳定将终止，局势将发生动乱。历史穿越很多条河流，我们必须不断渡河——最好借助船或者桥，而且前面永远有走不完的路。【经济观察网】本文网址：http://www.eeo.com.cn/eeo/jjgcb/2011/04/25/199710.shtml
丁力
人的权利是天赋的，但需要在人间的抗争才能得到。每一个民主制度的建立都经历了革命。这个过程可能是暴力的，也可能较为和平。和平走向民主的责任更多在统治者，取决于他们把权利归还给所有人的意愿。在革命之前，被统治者受到压迫，没有选择权，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如何选择，他们只是反抗压迫，不清楚未来。民主有很多缺陷，却是各种制度中缺陷最少的、权力和权利的分布最均衡的。民主是历史大趋势，民主必将到来，区别只是揖门而入还是破门而入。
本文的重点是通往民主的革命，或以此为宣传目标的革命，不讨论仅简单重复过去专制权力结构的政权更迭，也不注重退回到专制的革命——因为这些变化不是近现代史中的主流。
什么是革命？
在古代中国，“革命”指王朝所受天命的变化。天命变了，朝代就会更替。“革”是《易》的第49卦，其“彖曰”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——商汤王、周武王发动革命（分别推翻前朝），既顺应天的意志，也回应了人的愿望。据《尚书·汤誓》，在征讨夏桀时的誓师大会上，商汤说：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”——夏王犯了很多罪，上天命令我诛杀他。根据天意，臣下可以讨伐无道的君王。400多年后，汤建立的商也彻底腐败了。据《尚书·泰誓》，周武王在伐商的誓师大会上宣告：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”——百姓的愿望，上天必定依从。与商汤相比，周武王更进一步，他把“民”作为意见的主体，而天已隐退。革命首先要得民意，得民意者得天意。《彖》因此赞叹道：“革之时大矣哉！”——革命的时代是多么伟大啊！
“革·彖”还说：“天地革而四时成。”——由于天地的“革”，四季才得以形成。“革”在这里指天地周而复始的运行。没有革，就没有天地运行。在这一点上，社会规律和宇宙规律相同。
欧洲语言（包括斯拉夫语系）中的“革命”有同一个词源——拉丁语的revolvere，意思是“（往复地）旋转”。这与《易》对“革”的理解很接近，也有两层含义。历史如同天体一样往复运行，革命开创新的循环。古希腊和古罗马认为历史是周期性的，而非呈直线朝着某个既定的目标前进。后者是基督徒的观念，他们在历史的终点设置了善恶大决战、最后审判、天堂。
可见，中西对“革命”的定义在古代就很一致。革命与暴乱不同。“革·彖”说：革命应该得到百姓的信任；以文明的行为使百姓悦服；这样才可以亨通，才是正当的，革命者不会后悔。缺乏信任、悦服、文明、正当等因素的革命将导致社会倒退，而不是进步。
历史的节奏
通向更高文明阶段的社会大变革才可称为革命。自由民主是目前已知的最文明的统治方式。
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尚未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，但自由民主的敌人显然比30年前少了许多。即使是这些敌人，也往往利用民主的旗号来遮掩下体。他们反对民主的原因也不再是君权神授的观念，而是统治者的个人利益。他们维护专制，只不过是保护他们在绝对权力中的物质利益。
革命有两种：暴力的和非暴力的。非暴力是最佳选择，但暴力常常不受控制，在突然间爆发。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，在沉默中蕴含着巨大力量。老子说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道隐无名。”同理，在专制统治中，民众的声音也是稀薄的，民众的形象也是无形的，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只为了供养统治者。他们终将发出“大音”，显示“大象”——这才是政治的正“道”。
暴力革命反抗压迫，有其合理性。然而，从底层爆发的暴力革命往往有毁灭性。自称的革命者在夺取政权后成为新的统治者，同样贪图无限权力和巨大利益，社会如旧，甚至更糟。越是企图彻底改造社会的暴力革命者，越可能落入旧制度的窠臼，因为暴力需要并且导向集权。
从空间的角度看，在过去200多年，革命自有节奏，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，仿佛音槌敲打琴弦，细心者可以感受到曲调。从时间的角度看，历史也有节奏，可分为两种。一种是简单的重复，如从秦到清的“一治一乱”周期，专制不断壮大，在现代，扛着民主大旗的导游也会把人们引向专制，结局甚至比原来更坏；另一种是经过不断的改革与革命，社会步步改善。
在今天宣布民主的胜利，不是对未来的预测，而是对200多年历史的总结。看懂历史节奏的国家不只获取国内利益，还能谋取更大的国际利益，而违逆潮流的统治不仅给本国带来灾难，也阻碍了世界历史的进步。
古代的民主与专制
革命的爆发是因为统治者的贪婪和残暴，不肯妥协。革命一旦爆发之后，革命者又通常不肯轻易偃旗息鼓。革命要有准备，需要社会与思想两方面的准备，两者相互促进，缺一不可。
文明破坏了原始民主。文明史中最早出现的是雅典民主。公元前600年前后，雅典的贵族统治陷入危机，贫富对立严重。公元前594年（孔子在此之后43年出生），梭伦担任雅典执政官。他实行土地改革，设立公民大会，打破了世袭贵族的政治垄断。这只是开始，在梭伦之后，雅典多次受到僭主——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绝对权力的人——的统治。公元前508年，一位僭主的外孙克里斯提尼再次改革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制，公民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。公元前450年前后，厄菲阿尔特、伯利克里先后巩固了民主。雅典进入鼎盛期，那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天才辈出的时代，经济繁荣，军力强大。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座小城。
直接民主容易导致暴民政治，雅典民主远非完善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都不是民主的朋友。公元前399年，苏格拉底被宣判死刑，这一直是雅典民主的污点。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为了缓和城邦严重的阶层对立而产生的，不是根据事先的完美蓝图而施工建造。原始民主距离雅典还不很远。在专制没有扎根、民众注重现实的国家，民主可以经过改良而产生，英国、美国是这样。在专制已经根深蒂固、又充满宗教般理想的国家，革命通常是暴力的，如法国、俄国。
希腊城邦有多种政治制度并存，政治学起源于对各种政治制度的比较。亚里斯多德（前384-前322）研究了150多个希腊城邦的政体。他写《政治学》，把城邦称为“政治社团”，指出有五种类型的政体：君主政体、寡头政体、平民政体，贵族政体、立宪政体（或共和政体）。他认为，只有在贵族拥有“最好的道德品德”时，贵族政体才有存在的理由。儒家也有这样的理想。由于没有（或已失去）最好道德，贵族政体不能保持其存在的合理性。平民政体也不能久存，因为平民领袖受权力腐蚀，很快蜕变为寡头或君主，玩弄并抛弃追随他们的大众。
古希腊人相信历史是循环的。政治制度不曾永恒，各种制度循环交替。在古希腊之后，君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经历了上升和衰败的过程。在现代社会，立宪政体最能维护正义，也最稳定。
《尚书》的“汤誓”和“泰誓”是大致可靠的记录。汤武革命分别在公元前1600年和公元前1050年左右。华夏的人文思想早熟，但政治结构却因早熟而发育不良。中国社会呈偏平状，在皇帝之下有两个主要阶层：农民和官僚。这种社会结构缺乏弹性和自我调节能力，易引发暴力冲突。革命者没有可供参照的其他政体，他们的理想只能是项羽看到秦始皇招摇过市时的感想：“彼可取而代也”。革命只是简单轮回的开始，王朝差异只在皇帝的能力和品德。
因此，中国在汤武革命之后再无真正的革命。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，汉朝继承了这个制度，不再有大变化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秦汉模式”，即皇权专制。专制逐步“完善”，经过2000多年的发育，到20世纪彻底消灭了社会。“原子化”的个人只能被迫接受强大政权的任意摆布。
古代中国没有多种政治制度，因此也不曾有政治学。先秦诸子却都有零散的政治思想。儒家要做官，只有君主能提供官职，于是，一些儒者转变思想，不再把“民”放在首位。法家是儒家的一个分支，早期主要人物有吴起、商鞅、韩非、李斯。他们有思想，有能力，除了被李斯害死的韩非之外，也创造了优异政绩，最后却都惨死。他们带来了危害，不仅害人，而且害己。在皇权专制中，只有掌握最高权力的帝王（或太监等身边工作人员）才是最后赢家。
英国革命
英国是欧洲大陆边缘上的小岛，屡次遭受大陆强敌的入侵，新的征服者不曾有足够的时间发育专制。在罗马之后，欧洲形成了王权、贵族、教会三个互相抗衡的力量。在1455-1485年间争夺王位的玫瑰战争中，英国的贵族世家彼此杀戮，被大批消灭。国王亨利八世（1509-1547在位）利用宗教改革运动，脱离罗马教廷，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导。权力在向国王集中，但贵族和教廷仍有势力，大陆国家仍能威胁英国，在群岛内还有苏格兰、爱尔兰的挑战。
正义是统治者的旗帜。但在专制王权非常强大之前，正义能够对王权步步紧逼。英国国王于1215年接受保护领主和市民的《大宪章》。为了筹集军费，国王于1295年召开“模范议会”，代表有僧侣、贵族、骑士，也有市民。他们拥有权力，分别开会议政，逐渐形成了两院制。
1588年，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。托马斯·霍布斯在这一年出生，他的年纪与英国国力一起增长。为反抗教会的神权，他支持绝对王权，也提出了契约论。他认为，在自然状态中，人们生活艰难，互为敌人。为了摆脱这种可悲的状态，人们把他们的自卫权交给一个代理人，即主权者。这是一个契约。当主权者不能保护（更不用提侵害）国民的时候，他就丧失主权，人们重新获得保卫自己的自由。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出版于1651年，已是在英国革命之后。
在霍布斯时代，英国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国家。国王坚持“君权神授”，征收重税。1628年，议会提出《权利请愿书》，国王查理一世解散议会，直到1640年为筹集军费才再次召开。第二年，议会向国王提出《大抗议书》，国王企图逮捕议会领袖不果，逃出伦敦，向议会宣战。
在内战中，王党的军队战败。1649年，国王查理一世被砍头，罪名是暴君、叛徒、人民公敌。人民并没有获得权力。议会代表克伦威尔在战争中崛起，成为军事强人。他在1653年实行独裁，直到1658年去世。议会恭顺地向克伦威尔请愿，建议他担任国王。他没有接受。
克伦威尔去世后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，议会的力量仍在壮大，并逐渐在争议中形成两党制。为了防止王位落入天主教徒手中，议会邀请新教徒、荷兰执政威廉来英国担任国王，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，这就是1688年不流血的“光荣革命”。英国建立起稳定的君主立宪制。
改善制度需要时间，随着制度的改善，英国在18世纪后期开始工业革命，成就了“日不落帝国”。工业革命的后继者有信息革命。这另一种革命只会首发在自由、民主、开放的社会。
法国革命
自英国1640年革命以来，革命领袖总是承诺“民主”，却常常以专制告终。革命者以为他们播下了“龙种”，收获的大都是“跳蚤”。法国革命呼喊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，却陷入血泊。
在《一六四零年英国革命史》的前言中，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·基佐比较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，然后说：“我谈了这么多，只是想指出，这两个时期的相似处是何等的大。”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也说：“英、法、德三民族，只要研究其中之一，其他两个就更好理解了。”革命爆发之后的英法同样有很大相似之处：革命的目标没有达到，却出现了新的专制者。拿破仑是放大版的克伦威尔，大陆国家法国提供了一个比岛国英国更广阔的战场。
法国革命比英国革命血腥得多，原因是法国比英国更集权、更压迫。经过几代法王的努力，路易十四（1643-1715在位）达到了集权的顶峰，军力强盛，文化发达，得到伏尔泰的赞扬。但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，奢侈好战的法国已显颓势，如同“康乾盛世”后期的清朝。路易十四成功的集权埋下了大革命的暴力种子。路易十五（1715-1774在位）时期，法国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被英国打败；法国启蒙运动也在这一时期高涨，专制统治受到严厉批判，卢梭指出，人民有权利反抗暴政。路易十六（1774-1792在位）的法国财政困难，到处设关卡、征重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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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2年，法国初设三级会议，有僧侣、贵族、平民三个等级的代表参加，也和英国的议会一样，主要任务是审议和批准国王的征税方案。1789年，为了增加税收，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——这时已停办175年。第三等级（平民）代表要求宪政，遭拒绝后独自召开国民议会。饱受欺压的平民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。西哀士自问：第三等级是什么？回答是：“全部。”
路易十六企图用武力解散国民议会，激起武装起义，义军攻占巴士底狱。1793年，路易十六因叛国罪被处死。雅各宾派最革命。1794年，雅各宾的恐怖统治被推翻，罗伯斯庇尔等许多人被处死。经过多次起义和国内杀戮之后，拿破仑于1799年发动政变，夺取政权。他以革命理想为号召，率领军队在欧洲各地征战，从胜利走向胜利，让各国王室颤栗。然后，1804年，拿破仑加冕为皇帝，把国王等头衔封给他的亲友。黑格尔很高兴，贝多芬很生气。
拿破仑在1815年最后战败，法国继续在动荡中经历复辟、革命。1848年革命对法国冲击很大。1851年，拿破仑之侄发动政变，次年称帝，为拿破仑三世。德国在统一过程中，于1870年打败这个侄子的法国，俘虏了皇帝。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，法国的民主制仍处在较低之列。
北美革命
英国人埃德蒙·伯克反对激进的法国革命，他支持无代表权不纳税，支持北美脱离他的英国。
北美的早期白人居民主要是来自英国、荷兰等地的清教徒，他们逃离迫害，来寻求信仰自由的土地。这些殖民者在广袤、野性的土地上生活，定居点稀疏，又要和土著印第安人作战，因此培育了自由、强悍的风气。他们彼此之间平等，实行自治，没有旧世界的国王和贵族。这种“原始状态”比古希腊、英国更容易发展出民主政体。法国人托克维尔（1805-1859）在30岁时写成《美国的民主》（上）。他说：“政治生活始于乡镇。……在美国的乡镇，人们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打碎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）权力，以使最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。”
因此，北美的压迫者不在本土，而在大西洋彼岸的伦敦，北美的民主革命表现为独立战争。在独立战争前，英国在北美征收重税，划定王室的地产，多次激起反抗。英国不肯让步，施加更多的压迫和剥削。1774年，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召开首次大陆会议，罗列了他们的权利与怨恨，向英王请愿，不果。1775年，独立战争的枪声打响。1776年的大陆会议发表《独立宣言》。战争得到了法国（要报复英国）的支持，于1781年获得战场上的最后胜利。
托马斯·潘恩的《常识》鼓动北美走向独立战争，反抗英王。在法国革命时，潘恩是较温和的吉伦特派中最温和的人物之一。但在英国和美国，他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分子，以致他在独立后的美国很不得志。从对潘恩的评价，可以看出与美国革命相比，法国革命是多么的激进。
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从英国、法国的政治思想中汲取了很大养分，并先行一步。他们尊重自由、平等和宪法，没有建立独裁的野心。他们中有华盛顿，没有拿破仑。他们分立了三权，1791年又在宪法中增加了“权利法案”。这些是北美与南美在殖民地独立之后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路口。但是，美国在独立之后仍然有很多歧视和迫害。只有在1861-1865年南北战争中，黑奴获得解放，北美革命才算暂时告一段落。黑人的公民地位得到保障又在一个世纪以后了。
美国的小布什总统有新发现。他认为，自由在一国的幸存依靠在别国的成功。有些道理。他在2005年就职演讲中说：美国的使命是“解放世界上的被压迫者”。这话很耳熟。他还说：“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发动革命。”但20世纪的历史证明，外国推动的革命难有好结果。
俄国革命
因为沙皇政权更沉重的压迫、更残酷的镇压，俄国革命姗姗来迟，也因此爆发得更猛烈。
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，原是一个落后封闭的内陆小国，在政治上继承了蒙古帝国的血统。彼得大帝（1682-1725在位）实行改革，带领俄国向欧洲学习，并向欧洲扩张。叶卡捷琳娜女皇（1762-1796在位）是德意志人，从小接受严格的法国教育，仰慕法国启蒙思想家，如伏尔泰、狄德罗。她在宫廷政变后处死自己的沙皇丈夫，继续对外扩张，对内镇压，无意实行启蒙思想的主张。1812年，拿破仑在俄国战败，一些追击法军进入欧洲的俄国军官接受民主思想。他们图谋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，建立民主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国。1825年12月和次年1月，这些军官先后在北方和南方发动起义，被镇压下去。起义者被称为“十二月党人”。
在社会压力下，俄国于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，不再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。这比美国林肯总统颁布《解放宣言》还早一年多。但俄国农民得到的土地很少。为了控制农民，沙皇政权又建立了村社，这实际上是仅比农奴制略好的农村户口制。农民可以进城，充当廉价的工业劳动力。腐败的俄国在1904-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，不满的工人举行大罢工。沙皇镇压不成，同意建立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（议会），向人民许诺言论、集会、出版、结社等自由。
在动荡中，俄国首相斯托雷平于1906年开始改革，允许农民退出村社，还可以拥有和出售土地。列宁的革命进入低潮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俄国的国情。沙皇军队出战不利，敌对的德国为了打击俄国，与流亡中的列宁密切合作，把他送回俄国。1917年11月（俄历10月），列宁的党发动国内革命，退出世界大战。俄国旋即陷入内战。红军在1922年取得胜利。
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7年9月，列宁写成《国家与革命》，提出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，指明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。这与霍布斯的契约论很不同。在一系列镇压之后，苏联最后只剩下一个镇压者：约瑟夫·斯大林。他从肉体上消灭了他的大多数亲密“同志”。
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资源是沙皇政权的压迫，另一个则是东正教的弥赛亚思想，孤苦无告的群众对神一样领袖的期待。陀思妥耶夫斯基（以及其他一些俄罗斯作家）的小说中有患上狂热病的人物在寻求真理。在线形历史观中只有唯一的真理，而能够证明唯一真理的是最高权力。
革命者追求的理想很快变成利益。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，革命家实际上比资本家还富有，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财产。他们擅长宣传与破坏，却拙于建设。因为腐败、扩张、低效，苏共逐渐失去了控制。1989年，柏林墙倒塌，东欧开始摆脱苏联的控制。1991年，苏联解体，更多国家获得独立。苏联革命没有改变历史，它只是一个历史插曲。有历史学家把苏联存续的那段时间称为“短20世纪”。在苏联之后，前苏联地区续接上中断的历史，一切重新开始。
俄国到现在也没有完成1917年的革命承诺，却比“短20世纪”时前进了一大步。此外，俄国革命带来两个好处。其一是鼓励发达国家的工人争取利益，因此，这些国家的中下层反而获得了比他们在苏联的同伴更多的权利；其二是证明了社会理想不受国界和经济的限制。
托洛茨基是杰出的鼓动家、苏联红军的创立者，还提出了“不断革命”的理论。他认为，在工业落后的俄国，无产阶级仍可能取得胜利，但他们必须不断革命，以在发达的西欧引发革命。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。斯大林更现实，但没有放弃向世界各地输出革命，甚至在中国这个更落后的国家。中国革命又鼓舞了更落后的柬埔寨。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理论分歧也许没有宣传的严重。他们之间更多是权力之争，并因此变得残酷。原来是列宁继承人的托洛茨基落败。他被开除出党，被流放国外，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砍死。
有人争论说，某种制度只适合某些特定的国家，有“特色”的国家绝不可接受。这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理论，列宁、斯大林、波尔布特等落后地区的人都不会接受。托洛茨基的理论框架本来用于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，但也可以用于通往民主的革命，即，落后国家也可以建成民主。这种民主也许不会像在发达国家那样有效，但能保护自由，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。
辛亥革命
在辛亥之前有“太平天国”。这场没有新意的农民“基督徒”革命预示了20世纪的中国命运。
在19世纪后半期，由于太平天国、内乱、列强入侵，清廷摇摇欲坠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，革命者崛起。在1900年，慈禧太后发现世界各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居然要求她下台。于是她向列强宣战，派遣义和团围攻使馆，引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。其实她误信了谣言。
在风雨飘摇中，1905年，清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。俄国向公民许诺自由也在这一年。次年，太后颁布谕旨，宣布“预备仿行宪政”。虽说“仿行宪政”，太后并不打算照搬西方那一套。她支持洋务运动、对外开放，但政治体制改革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。谕旨说：“大权统于朝廷，庶政公诸舆论。”虽然是民主集中制，但也有些放开媒体的意思。谕旨还要求“臣民”明白“忠君爱国之义”。当“君”失去号召力，意识形态就会从“忠君”转向“爱国”。
预备立宪没有时间表。不管怎样，各地还是成立了立宪团体。1908年8月，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期限是9年（不是一万年）。慈禧太后在这年11月去世。1910年，在各地“速开国会”的压力下，清廷宣布于1913年召开国会。各项准备工作仿佛进展顺利，但时间不等人。
那时，各地的立宪筹备轰轰烈烈，得到梁启超等众多温和派人士的支持，朝廷中的死硬派已经无力阻挡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宪政一定会有很多缺陷，却能够维持这个朝廷，争取到改善的时间。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，但他动员群众的革命旗号是“反满”，不是宪政民主。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在偶然的情况下爆发，腐朽的清廷不堪一击，辛亥革命一举成功。
推翻清朝的不仅革命派，许多对清廷失望的立宪派支持武昌起义。来自下层的革命派不能控制大局，军阀掌握了大权。国民党没有完成革命。孙中山临终时说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；蒋介石在1948年也绝望地说要再发动一场革命。在辛亥革命之后，中国不得不一再“继续革命”，这个进程被日本入侵打断。抗战结束之后，国共两党和谈，中国似乎有了实行宪政民主的机会。但谈判终于破裂。共产党对自由、民主的承诺吸引了很多人，特别是年轻学生。在1948年创作了一首气势高亢的“红歌”，鼓舞了很多人起来反对独裁。这就是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：
团结就是力量，
……
向着法西斯蒂开火，
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！
向着太阳，
向着自由，
向着新中国，
发出万丈光芒！
国民党在政治上失败，在战场上也失败，终于被赶到了台湾。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从大陆到台湾，继续奋斗。他们在1949年创办《自由中国》杂志，胡适是发行人，雷震和殷海光实际操办。他们一直宣扬自由、民主，批判蒋介石的独裁。11年后的1960年，《自由中国》终于被封杀，雷震被捕。1971年，为抗议美国准备把冲绳（包括钓鱼岛）移交给日本，台湾掀起了浩大的保钓运动，进而要求政治改革，陈鼓应、马英九是积极参加者，运动以失败而告终。1979年，《美丽岛》杂志在世界人权日举行游行，遭受镇压，多人入狱。1984年，揭发蒋家王朝黑暗面的作家江南在美国被暗杀。1987年7月，蒋经国宣布解除党禁、报禁，到这时台湾的辛亥革命才算结束，不再需要“继续革命”。但台湾民主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。
辛亥革命是暴力革命，而暴力革命经常拖着长长的尾巴。1949年在大陆，号称革命的国民党被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打败。又过了30年，当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（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）结束，持久的无产阶级革命似乎才告暂停，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是另一场革命，自由民主的呼声又起。那时，中国的历史必须倒车，退出泥沼，然后才能重新向前移动。
殖民地革命
法国大革命是世界一系列革命的开始。历史学家艾瑞克·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至1848年称为“革命的年代”，他认为那些是受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的“二元革命”。
在“革命的年代”中，拉丁美洲独立是重要部分。与亚非殖民地相比，拉美殖民地独立很早。虽然有革命领袖在独立革命成功之后退隐，但大多数拉美国家似乎还是缺乏自由民主的基础。北美继承了英国和法国政治思想的遗产；拉美更多继承了专制的西班牙的遗产，权贵对内剥削。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磨难之后，拉美国家直到近些年才趋于稳定，开始平稳发展。古巴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也要在革命之外做点事情了。
与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一样，印度也是殖民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东拼西凑出来的国家。次大陆上从来不曾出现过一个统一的政权。印度东北部说汉藏语系的区域更是英国扩张的成就。
印度的政治革命在独立的时候已经完成，民主制度保证了印度的国家统一。但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，印度还需要社会革命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填补各地区、各种族、各种性、各阶级、各宗教、各语言之间的沟壑。只有在完成社会革命之后，印度的民主才会发挥更大优势。
独立之后的30多年，印度经济蹒跚而行，这是因为它坚持以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为主体，国内市场对外封闭。在冷战中，印度试图做不结盟运动的领袖，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另起炉灶，但更偏向苏联一边，在经济上也很接近苏联模式。印度快速增长是在1991年开放之后。
东亚有古老的文明，但民主在这里同样有效，其模式也不独特。日本曾经不诚心地尝试过民主制，但在1936年的军事政变之后，终于去全力追赶更时髦的法西斯主义。日本战后的政治制度是美国一手设计的，日本人一直接受这个设计。与日本相似，韩国也是半独立的，其政治曾是强人操纵的选举，间以军事政变。韩国经济在1960年代初开始起飞，在20年内，人均收入增长了约20倍。但韩国人仍在追求民主，在1960年和1980年两次遭受血腥镇压。他们继续努力并有了结果。1987年，韩国首次举行总统直接选举，结束动荡，获得了真正的稳定。韩国人没有停下来，他们一直在改进本国的民主制度，使之符合国情，更加完善。
韩国总统直选与中国台湾地区解禁在同一年。这两地的民主化进程是1989年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先声。
后苏联与后殖民时代的革命
在一些国家，后苏联时代与后殖民地时代相似。集权的模式没有很快改变，但现在遇到了挑战：颜色革命和花卉革命。与后殖民地国家相比，后苏联国家的新一轮革命到来得更快一些。
波兰在“苏东剧变”中有首发之功。在二战之后，波兰天主教会保留了很大的影响力；军队忠于国家，在1956年，军队没有向罢工工人开枪；独立的工会有很大的号召力；因为历史原因，波兰人对苏联怀有很大的戒心。这些是波兰平稳过渡的原因。中东的情况类似，突尼斯、埃及的社会比利比亚等国的社会更开放，统治者也更温和，因此过渡（革命）更平稳。
专制政权与殖民地很类似，最大的不同是统治者的血统：一个来自本国，一个来自国外。他们的统治方式很接近。由于处于文明进程的更低阶段，本国统治者经常比西方殖民者（虽然其进化也是很晚近的事情）更为残暴、专制，而且不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文化。所以，有些独立之后的殖民地比从前更落后，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完全扭转。还有更糟的国家。在法国人离开之后、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，为了革命理想，革命家们疯狂地消灭了本国三分之一的人口。
苏联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号召，获得世界左翼人士的敬仰。但在自家后院东欧，俄国人并没有得到很多尊重。苏联解体后，俄国恢复到革命前相对落后于东欧的状态，失去很大的影响力。从苏联控制之下独立出来的国家需要新的革命，以摆脱苏联的政治模式，续接历史上进程。
2005年，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在郁金香革命中逃往莫斯科。他在临行前嘱咐：无论如何不要开枪。这是文明的重大进步，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分界线就在这里，国家的噩运与好运之岔路口也在这里。2010年，领导郁金香革命的巴基耶夫总统又被另一场革命推翻。吉尔吉斯至今没有建立稳定的制度。他们独立之后已经有两场革命，却没有强大的反革命。
在前苏联集团地区，一些国家现在发展较快，在诸多原因中显然有政治制度优势。一些国家较差，因为那里的集权统治曾经更为成功，导致转型艰难。1989年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匆匆审判后被执行死刑。这是他制造的法制缺乏的后果，现在罗马尼亚也不富裕。还有的国家曾经陷入战乱，如南斯拉夫。这不是自由和民主带来的祸害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巴尔干地区一直是火药桶。南斯拉夫是强人用武力拼凑和维持的，而强人政治无论怎样都会结束。
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在今年开始。这些革命比苏联解体的意义更大，预示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开始。这些革命正在结束后殖民时代，又与苏联之后的东欧和中亚革命有相近的历史地位。
突尼斯、埃及、也门、利比亚、巴林、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人们进入新的历史进程，在历史中掀起新一轮追求民主的浪潮。各国的情况不一样。如果不是彻底的专制，留下一个可以暂时维护局面、监护权力过渡的机构，国家就会有和平。原来的权力不是高度集中，才可能有这样一个机构。与卡扎菲相比，穆巴拉克显然是一个较好的专制者，他不太愿意看到国家为了他个人的权力而流血，而卡扎菲为了保持权力，愿意屠杀很多人。现在，连他的儿子也背叛他。沙特阿拉伯人也在酝酿抗议。他们因为其他国家阿拉伯兄弟的革命，从皇室那里得到了数百亿美元的好处。这笔好处费实际上是安抚金，反而向沙特人证明了争取权利的好处。
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区，伊斯兰教曾经最敌视西方文明，现在也冲突不断。他们中有很多人也倾向把民主看作是西方的（同时也忽视工业革命的国籍）。新制度在其中任何国家的稳定都需要很多年才可以做出判断。虽然结果未卜，现在仍可以说，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。或许还可以说，这个新进程可以证明民主正在最后的战场上赢得胜利。
历史的终结？
历史不会终结。民主从来都不是完善的，甚至有很大缺陷。自由、民主需要不断斗争才能够保持和发展。如果放松警惕，人们就可能失去这些极为宝贵的财富，再次堕入奴役。
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是不断革命论者。他的名言是：自由之树常须用暴君之血浇灌。他还主张每隔25至30年彻底修改一次宪法。对于今天的美国和世界，他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
无论历史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，都会有一个终点站。线形历史的终点也是尽头。对于循环论者，历史终点站还将是始发站，乘客从那里再次出发。但我们首先要到达，然后才有新起点。
《易》共有六十四卦。倒数第二卦是“既济”——已经渡过河；最后一卦是“未济”——还没有渡过河。既济是结束之后的开始。这两卦中都有“吉”和“凶”。《易》指出，渡河必须审时度势，相机而动，不可不知深浅；也不可不知进退，顽固地留在岸边。拒绝渡河绝不是好的选择，不渡河的结果是“终止则乱，其道穷也”——稳定将终止，局势将发生动乱。历史穿越很多条河流，我们必须不断渡河——最好借助船或者桥，而且前面永远有走不完的路。【经济观察网】本文网址：http://www.eeo.com.cn/eeo/jjgcb/2011/04/25/199710.shtml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