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断个人恐怖行为

刘赘衡的心理、行为和精神状态，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精神病范畴，而更像是变态人格附加有一定的心理问题。应对个人恐怖行为，中国的社会心理危机预警与及时调控，已经是刻不容缓.


在中国社会公共场合发生的恶性犯罪案件，最近几年似乎越来越多。在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，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。长沙市“7·30”爆炸案，是其中之一。

刘赘衡是否犯罪最后需要司法审判来认定，但从心理科学角度动态分析，他的犯罪心理指向，是泛化的、非特定的，具有个人恐怖主义的特征，即非有组织的、使用极端的手段和方式，造成无辜者的大面积伤亡，造成社会群体性恐惧与不安的恐怖行为。这类恶性犯罪案件，往往是综合的社会矛盾，在具体实施恐怖行为的人身上的反映。其行为动机，具有复合型的特征。


动机


所谓人本动机，有近20种，包括每个人都普遍具有的饿、渴、性、护幼、恐惧、攻击、亲和、依赖、赞许、尊重、成就、迷信动机等与人的生物社会性需求有关的动机。违法犯罪人动机的诱发和变异，与他们的“社会处遇”直接、密切相关。所谓社会处遇，是犯罪学、社会学和心理学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，即指个人或团体所得到或遭到的处理和待遇。从刘赘衡个人的生长经历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本动机、人性方面遭遇的创伤与挫折：


--护幼动机。刘对其儿子特别在意，虽曾扬言要杀孩子，但扬言都是假的。在刘的人生关键时刻，儿子是他心理的慰藉。如果没有儿子，可能刘早就做了今天的恶劣行为。刘有节制地选择了儿子上大学之后行事，基本完成了作为父亲的责任。


--尊重动机。刘当年做保安员的时候，在上班时，被犯罪人打伤了，刘觉得理所应当受到单位的褒奖，即使没有钱的奖励，也要有荣誉奖。但刘的姐姐，却替刘接受了“比照工伤处理”的结果，因此刘觉得姐姐没有挣来尊重，因此心理上有了很强烈的反感。这是其尊重动机开始受损。


--累积性的报复动机。刘提出的一个概念“瘟神”，是自己假想的报复对象，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“瘟神”，所有不如意都被其归结到“瘟神”。刘曾经有过几次唤醒了重新生活的愿望，愿意摆脱这种“瘟神”的情绪困扰，但后来又复归了。


可以看到，刘的复合动机交叉影响，消极的动机，排挤了诸如诚实劳动、出人头地、荫妻育子等积极的动机。


--特别值得注意的，是人的依赖动机与亲和动机的变异。刘赘衡的母亲健在时，他就依赖母亲；母亲不在了，他就依赖姐姐。刘的亲和动机，是通过依赖母性特征的人来满足的。但是，母性的人显得懦弱，做事不会遵照刘的意见。这时候，动机得不得满足，也会受到挫折。刘赘衡对此的反应，最初是摆脱了出来，靠自己能力去各地打拼。而刘在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则多次写信给姐姐宣泄。


亲和动机与依赖动机的研究认为，若满足动机的对象，在人的心目之中失去了意义，将会导致悲惨的结果，因为导致人的悲观与失望是持续性的。在刘赘衡一案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对姐姐逐渐由爱转为恨，以至最终将儿子托付给了二哥，对姐姐不再有亲和、依赖和信任。


--成就动机。刘没有选择自杀，而是选择了制造有震动的、有一定社会效应的爆炸作案。这能看出刘的“成就动机”始终没有泯灭。这种动机，并非按照社会推崇的成就观念发展，而是具有强大的个体意愿和选择性。刘在实施爆炸案全过程中，自我保护是很到位的，不仅活下来了，而且逃到广西了。这表明刘始终具有成就感和自信心，其行为和心理是向外部宣泄的，而不是自残或自杀的向内宣泄。


--攻击动机。人本就是一种动物，也同样具有攻击本能。国际上非常著名的“挫折-攻击学说”指出，人类个体或者群体遭受挫折时，由于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，会产生攻击人或社会的行为。这是一种普遍的规律。许多个体或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动因，都能归因解释为“挫折-攻击动机”的作用。


从以上动机心理学的分析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刘赘衡对个人近些年的处遇难以承受，并最终导致复合型动机的形成。可以说；各种动机的复合积聚，每天每时每刻，都影响着刘的认知和行为，都易形成深层次、长期的、弥漫的消极情绪状态，并都可能按照一定的动机外化规律，最终外化为了犯罪行为。他的复合型动机，并不是在激情状态之下外化成行为的，而是具有特定准备，具有掩饰特征的、在主动调控心理状态之下，外化成为犯罪行为的。


这种特定的准备和心理行为掩饰，表现在刘的作案方式上，包括刘要准备好必须特别获取的爆炸物，还要在门窗大多打开、人多眼杂、很难隐蔽的大夏天作案，刘不仅能够从容行事，显示他无论行为还是心理，都做好了准备充分，刘还能够主动调控自己的行为。


因此，从心理科学看具体案件，刘赘衡在作案前、作案中、作案后呈现的心理、行为和精神状态，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精神病范畴，而更像是变态人格附加有一定的心理问题。刘的心理状态，可能是阵发、间歇性的，也可能具有较明显、泛化的被害妄想倾向。初步判断，刘属于偏执型的人格变态，无情型的人格变态。


社会心理危机预警与调控


从刘赘衡身上可以看到，当人的社会处遇不好，他可能连“血缘情”这种人与人之间最亲近的情感联结都会冲破。刘也曾经说过，希望儿子不要受到自己的影响，但当他选择并实施极端犯罪行为时，也就抛弃了包括对儿子、兄弟、姐姐等的血缘亲情。此时，亲人的劝说，对他已经起不了作用。


此外，人的消极情绪的累积和宣泄，是这个案件又一个真实、典型的特点。消极情绪的长期累积，得不到适时、合理的疏导与宣泄，导致刘赘衡的人格变态，这是其心理、行为发展的客观过程。人格发展异常，反过来又促使其情绪更加极端化发展，表现是互为因果的。一般而言，人被压抑下去的欲望、动机，永远不会自然地消失，随时可能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表达出来。


因此，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爆炸案件，就偏执地认定刘赘衡这样的人群，对社会有多大的仇恨。我们更应当从“以人为本”和人本动机的深层，反思个人恐怖主义行为生成、发展、变化的社会成因。我们更应该认识到，具备影响刘赘衡犯罪的社会处遇因素的个体或者群体，绝不是极少数或个别人，中国的社会心理危机预警与及时调控，已经是刻不容缓。


首先，全社会的心理危机的预警与调控设计，要侧重针对处于不良社会处遇的群体，应该给予他们及时、特别的关怀和温暖。正如刘赘衡的姐姐所言，他是被严重挫伤的“劣势群体”，而不是“弱势群体”。我们一定要通过特别的制度设计，真正从“以人为本”的科学高度，对不良社会处遇的个体、群体给予关爱，对他们的生活处遇给予关怀，而不是只做简单的思想工作了事。


第二，全社会要建立社会心理危机干预的科学机制，不能形式化地只靠家庭成员和社区组织来做，更不能全部交给公安系统来做，必须有专门的心理危机干预机构，对个人或群体的危机处遇施加具体心理干预。


第三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刘赘衡等个人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，客观上表现出自己制造影响，以身唤醒社会关注的诉求。媒体对事件的报道，需要给以宽松、宽待和重视。绝不能简单地以“宣传会导致模仿”之名而打压舆论。须知，犯罪模仿行为的发生，往往是说明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的严重性。开放的社会，更应该通过传媒的及时报道，及时地警醒全社会，及时进行政策调控和预警防范，关键是及时改善和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处遇水平。


作者为全国公安科技专家、犯罪心理分析测试专家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技术专业导师组组长